Categoría: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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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分子占领了大学吗?
从尼克松的“教授是敌人”到J·D·万斯的“大学是敌人”,权力始终视独立思考者为威胁。豪尔赫·马赫福德给出十个理由,解释为什么教授、艺术家和科学家大多偏左——以及为什么这让权力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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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缓慢自杀
Jorge Majfud’s books at Amazon>> El lento suicidio de Occidente (Español) Η αργή αυτοκτονία της Δύσης (Greek) The Slow Suicide of the West (English) 作者:豪尔赫·马赫福德 (Jorge Majfud) 西方的缓慢自杀 西方突然显得丧失了它历经一个又一个世纪构建起来的最美好的美德,如今忙于复制自身的缺陷,并模仿他人的缺陷,比如威权主义和对无辜者的预防性迫害。宽容与自我批评等美德从来都不是它的弱点——尽管如今有人这样宣称——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们,某种伦理和物质上的进步才成为可能。西方最大的希望与最大的危险都在其自身的核心之中。我们这些对任何种族、任何文化都不怀有“愤怒”或“骄傲”的人,怀念那些逝去的时代——那些时代从来都不算好,但也没有那么坏。 当今,一些二十世纪的名人表现出不可逆转的老年衰退,热衷于传播那套著名的“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它本身就已经足够庸俗——他们以经院神学的最佳风格,从结论开始推理。比如那种先验的、十九世纪式的断言:“西方文化优于所有其他文化”。而且,仿佛这还不够,重复这一点竟成了一种道德义务。 正是从这种“西方优越论”出发,大名鼎鼎的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最近写下了这样的高见:“如果在某些国家,女人蠢到接受罩袍,甚至接受眼睛处带网格的面纱,那是她们自找的。(……)如果她们的丈夫傻到不喝葡萄酒也不喝啤酒,同上。”天哪,这才叫知识上的严谨。“真恶心!”——她继续写道,先是在《晚邮报》上,后来又在她的畅销书《愤怒与骄傲》中,指的是一些在意大利某个广场上小便的非洲人——“这些安拉的子孙尿得可真长!伪君子的种族!”“即使他们完全无辜,即使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摧毁比萨斜塔或乔托钟楼,没有一个人想强迫我戴罩袍,没有一个人想把我送上新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他们的存在仍令我惊恐。令我不安。”总而言之:即使这些黑人完全无辜,他们的存在照样令她不安。对法拉奇来说,这不是种族主义,而是“冷静、清醒而理性的愤怒”。而且,仿佛这还不够,她对移民整体还有一番天才的观察:“此外,还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如果他们真的那么穷,是谁给他们钱,让他们坐飞机或坐船来到意大利?难道不是奥萨马·本·拉登在为他们出钱,至少是出一部分吗?”……可怜的伽利略,可怜的加缪,可怜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可怜的米歇尔·福柯。 顺便提一下,尽管这位女士写作时并不理解——这是她自己说的——这些话却被收进了一本已售出五十万册的书中。书里既不缺道理,也不缺陈词滥调,比如“我是无神论者,感谢上帝”。也不缺这类历史奇谈:“一夫多妻制,以及女人不应该拍照的原则,这又怎么说?因为这也写在《古兰经》里”,这意味着七世纪的阿拉伯人在光学方面已经非常先进了。也不缺她反复投放的幽默剂量,比如这些分量十足的论据:“而且,我们承认吧:我们的大教堂比清真寺和犹太会堂更美,是还是不是?它们也比新教教堂更美。”正如阿蒂利奥所说,她拥有碧姬·芭铎的光彩。就差我们陷入一场关于比萨斜塔和泰姬陵哪个更美的争论了。接着又是欧洲式的宽容:“我告诉你,正因为我们的文化身份已经确立了许多世纪,而且非常明确,所以它无法承受一股由那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想要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人所组成的移民潮。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告诉你,在我们这里,没有宣礼员的位置,没有宣礼塔的位置,没有假禁酒者的位置,没有他们那该死的中世纪的位置,没有他们那该死的罩袍的位置。即便有,我也不会给他们。”最后,她以对编辑的一句警告收尾:“我警告你:以后再也别向我要任何东西了。更别让我参加无谓的论战。我要说的,我已经说了。是愤怒与骄傲命令我这样做的。”这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清楚了,而且,这顺便否定了自古希腊以来民主与宽容的基础之一:论战与答辩权——以论据的较量取代辱骂。 但由于我没有法拉奇那样响亮的名字——那是她凭实力赢得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我不能满足于辱骂。由于我出生在一个不发达国家,甚至不像马拉多纳那样出名,我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使用论据这一古老习惯。 我们来看看。单是“西方文化”这个说法,就和“东方文化”或“伊斯兰文化”一样含混不清,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是由一系列多样且常常相互矛盾的其他“文化”构成的。只需想想,在“西方文化”之内,不仅容纳了古巴和美国这样截然不同的国家,还容纳了同一地理区域内互不相容的历史时期——比如小小的欧洲,或者更小的德国,那里既走过歌德,也走过阿道夫·希特勒;既有巴赫,也有光头党。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希特勒和三K党(以基督和白种人的名义)、斯大林(以理性和无神论的名义)、皮诺切特(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以及墨索里尼(以他自己的名义),也都是自封的“西方文化”典型的、晚近的、具有代表性的产物。还有什么比民主和集中营更西方的呢?还有什么比《人权宣言》和西班牙及拉丁美洲那些血腥、堕落到超出想象极限的独裁政权更西方的呢?还有什么比基督教更西方的呢——它治愈、拯救,也借宗教裁判所之手杀戮?还有什么比现代军事学院或更古老的修道院更西方的呢——在那里,根据教皇英诺森四世的倡议,并依据罗马法,人们以精致的施虐手法传授酷刑的艺术?抑或这一切都是马可·波罗从中东带回来的?还有什么比原子弹,以及在法西斯、共产主义乃至“民主”政权下的数百万死者和失踪者更西方的呢?还有什么比军事入侵和在所谓“预防性轰炸”下消灭整个民族更西方的呢? 这一切都是西方的阴暗面,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我们可以免于其中任何一种,仅仅因为我们无法与邻居们相互理解。他们在那里已经存在了一千四百多年,唯一的区别是,如今世界已经全球化了(是西方使它全球化的),而他们拥有驱动世界经济的主要能源——至少目前如此——此外还有和奥里亚娜·法拉奇同样的仇恨与怨恨。我们不要忘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比其他宗教裁判所更具国家性质,它起源于对摩尔人和犹太人的敌意,最终带来的并不是西班牙的进步与救赎,而是数以千计的人被烧死。 然而,西方也代表着民主、自由、人权以及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至少代表着为实现这些所做的努力,以及人类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高成就。而这四大支柱的基础,自古以来不正是宽容吗? 法拉奇想让我们相信,“西方文化”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纯粹产物,没有他者的参与。但如果说有什么恰恰是西方的特征,那就是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是无数文化的产物,从希伯来文化开始(更不用说阿蒙霍特普四世了),接着几乎是所有其他文化:迦勒底人、希腊人、中国人、印度人、南部非洲人、北部非洲人,以及今天被统一称为“伊斯兰”的其余文化。直到不久以前,还没有必要提醒人们:当在欧洲——整个欧洲——基督教会以爱的名义迫害、拷打并活活烧死那些与教会当局意见相左的人,或那些犯下从事某种研究之罪的人(或者仅仅因为她们是独身女人,也就是女巫)时,在伊斯兰世界,艺术和科学正在传播,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还有中国的、印度的、犹太的和希腊的。这也并不意味着那里到处蝴蝶飞舞、琴声悠扬:在当时,巴格达与科尔多瓦之间的地理距离几乎是天文数字。 但奥里亚娜·法拉奇不仅否认了相争的任何一种文化那多样而矛盾的构成,实际上她还拒绝承认东方一方也是一种文化。“即使谈论两种文化,我都觉得烦”,她写道。接着她又展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无知:“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层面上,仿佛它们是两个平行的现实,分量相同、尺度相同。因为在我们的文明背后,有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菲狄亚斯,以及其他许多人。有古希腊及其帕特农神庙和它对民主的发现。有古罗马及其伟大、它的法律和它的法律观念。有它的雕塑、文学和建筑。它的宫殿和圆形剧场,它的引水渠、桥梁和道路。” 难道有必要提醒法拉奇,在这一切与我们之间,存在着古代伊斯兰帝国吗?如果没有它,由于几个世纪地道欧洲式、地道西方式的教会恐怖主义,一切都会被烧毁——我说的是书籍和人,不是罗马斗兽场。至于罗马的伟大及其“法律观念”,我们改天再谈,因为在这一点上确实有黑白分明的东西值得回忆。我们也暂且不谈伊斯兰的文学和建筑,它们丝毫不逊于法拉奇的罗马,任何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那么,最后呢?“最后——法拉奇写道——还有科学。一种发现了许多疾病并能治愈它们的科学。我至今还活着,靠的是我们的科学,而不是穆罕默德的科学。一种用电、无线电、电话、电视……改变了这个星球面貌的科学。那么好,现在我们来问那个致命的问题:在另一种文化背后,有什么?” 致命的回答:在我们的科学背后,有埃及人、迦勒底人、印度人、希腊人、中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非洲人。难道法拉奇以为一切都是在最近五十年里自然发生的吗?应该提醒这位女士,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来自埃及和迦勒底(伊拉克)——包括他那个著名的数学公式,我们不仅在建筑中使用它,在证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时也用到它——另一位名叫米利都的泰勒斯的智者和数学家也是如此。两人都曾游历中东,而且心胸比法拉奇游历时更为开阔。假说-演绎法——科学认识论的基础——起源于埃及祭司(请先从克利莫夫斯基读起);零和开平方,以及我们今天在中学里讲授的无数数学和天文学发现,都诞生于印度和伊拉克;字母是腓尼基人(古代黎巴嫩人)发明的,他们很可能也创造了世界所知的第一种全球化形式。零不是阿拉伯人发明的,而是印度人发明的,但正是阿拉伯人把它传到了西方。更有甚者,先进的罗马帝国不仅不知道零——没有零,现代数学和太空旅行都无法想象——而且拥有一套繁琐的计数和计算系统,这套系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末。直到文艺复兴初期,仍有商人使用罗马数字系统,出于种族和宗教偏见拒绝改用阿拉伯数字,从而导致了各种计算错误和社会纠纷。此外,最好也别提现代的诞生源于欧洲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宗教压迫世纪之后——先与伊斯兰文化、后与希腊文化的接触。难道有人以为经院哲学的理性是神圣地牢中所施行的酷刑的结果吗?十二世纪初,英国人巴斯的阿德拉德在欧洲南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求学之旅。回国后,阿德拉德把一种范式引入了当时不发达的英格兰,这种范式至今仍为斯蒂芬·霍金等著名科学家所坚持:上帝创造自然的方式,使得自然无需祂的干预即可被研究和解释(这就是科学的另一大支柱,历史上一直被罗马教会所否认)。阿德拉德甚至责备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被权威的威望所迷惑——首先当然是希腊人亚里士多德。为此,他提出了“理性对抗权威”的口号,并自称“modernus”(现代人)。“我从我的阿拉伯老师那里学会了以理性为指引——他写道——而你们却只受权威所说的话支配。”法拉奇的一位同胞,克雷莫纳的杰拉德,把“伊拉克”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花拉子米的著作引入了欧洲,花拉子米是代数、算法、阿拉伯数字计算和十进制计算的发明者;杰拉德还从阿拉伯文翻译了托勒密的著作——因为就连托勒密这样一位正统希腊人的天文学理论,在基督教欧洲也找不到——以及数十部医学论著,比如伊本·西那的著作,和伊朗人拉齐的著作。拉齐撰写了第一部关于天花和麻疹的科学论著,若在今天,他恐怕会成为某种迫害的对象。 我们还可以继续列举诸如此类、这位意大利记者所不知道的例子,但我们已经在一本书中讨论过这些,而现在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今天真正利害攸关的,不仅是保护西方免受来自此处和彼处的恐怖分子的侵害,而且——也许首先是——保护西方免受其自身之害,这一点至关重要。只需重演它那些骇人听闻的发明中的任何一种,就足以失去迄今为止在尊重人权方面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首先是对多样性的尊重。如果我们不及时作出反应,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发生。 种子已经在那里,只需浇上一点水。我曾数十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希特勒做过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杀了那些犹太人。”不多也不少。我并不是从任何穆斯林口中听到的——也许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穆斯林的国家——甚至也不是从阿拉伯人的后裔口中听到的。我是从中立的克里奥尔人或欧洲人的后裔口中听到的。每一次,我只需作如下推理,就足以让偶遇的对话者哑口无言:“您姓什么?古铁雷斯、保莱蒂、威尔逊、马尔索……那么,先生,您不是德国人,更不是纯种雅利安人。这意味着,远在希特勒把犹太人杀光之前,他就会先从杀您的祖父母,以及所有长相和肤色与您相似的人开始。”我们现在正冒着同样的风险:如果我们热衷于迫害阿拉伯人或穆斯林,那不仅证明我们什么都没有学到,而且我们很快就会转而迫害与他们相似的人:贝都因人、北非人、吉卜赛人、西班牙南部人、西班牙犹太人、拉丁美洲犹太人、中美洲人、墨西哥南部人、北方的摩门教徒、夏威夷人、中国人、印度人,and so on(诸如此类)。 不久前,另一位意大利人翁贝托·埃科这样概括了一个睿智的警告:“我们是一个多元的文明,因为我们允许在我们的国家建造清真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在喀布尔有人把基督教传教者关进监狱就放弃这一点(……)我们相信我们的文化是成熟的,因为它懂得容忍多样性;而我们文化中那些不能容忍多样性的成员,才是野蛮人。” 正如弗洛伊德和荣格所说,人们从来不想做的事情,绝不会成为禁令的对象;正如鲍德里亚所说,人们在失去权利之后才会去确立权利。伊斯兰恐怖分子双重地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西方突然显得丧失了它历经一个又一个世纪构建起来的最美好的美德,如今忙于复制自身的缺陷,并模仿他人的缺陷,比如威权主义和对无辜者的预防性迫害。这么长时间以来,西方一直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地球上的其他地区,如今却任由别人把一种在它最好的时期从来不属于它的道德强加给自己。宽容与自我批评等美德从来都不是它的弱点——尽管有人这样宣称——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们,某种伦理和物质上的进步才成为可能。民主和科学从来不是从对自身文化的自恋式崇拜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对自身文化的批判性反对中发展起来的。而直到不久以前,从事这项工作的不仅有“被诅咒的知识分子”,还有许多社会行动和抵抗团体,比如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二十世纪的工会,以及直到昨天还在追根究底的新闻业——在我们这个悲惨的时代,它如今已被宣传所取代。就连隐私即将遭到的摧毁,也是这种道德殖民的另一个征兆。只不过,取代宗教控制的,将是军事安全对我们的控制。那个无所不听、无所不见的“老大哥”,最终会强迫我们戴上类似于我们在东方看到的那种面具,唯一的目的是在我们走在街上或做爱时不被认出来。 斗争不是——也不应该是——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的斗争;斗争是在不宽容与强加之间,在多样性与同质化之间,在尊重他者与蔑视乃至消灭他者之间。奥里亚娜·法拉奇的《愤怒与骄傲》这类文字,并不是对西方文化的捍卫,而是一种阴险的攻击,一本针对西方最美好之处的侮辱性小册子。证据就在于:只需把其中的“东方”换成“西方”,再改动一两处地名,就能认出一个狂热的塔利班分子。我们这些对任何种族、任何文化都不怀有愤怒或骄傲的人,怀念那些逝去的时代——那些时代从来都不算好,但也没有那么坏。 几年前我在美国,在纽约联合国大楼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看到一幅美丽的壁画,上面描绘了不同种族和宗教的男男女女——我想构图是基于一个有点武断的金字塔结构,但这现在无关紧要。下方用金色字母写着一条诫命,它由孔子在中国传授,几千年来被整个东方的男男女女反复传诵,直至成为一条西方原则:“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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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母亲”:自由的苏美尔起源
已知最古老的“自由”一词是苏美尔语的“amargi”,意为“回到母亲身边”:解放被债务奴役的人。豪尔赫·马赫福德追溯了自由如何从免除债务演变为资本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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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d.t 权力理论纲要 豪尔赫·马赫福德
《权力理论纲要》探讨霸权、帝国主义与历史中的多样性容忍及异议之间的关系,提出 P = d.t 的公式。作者分析了言论自由与皇权的联系,认为权力增强时言论自由增加,反之则减。书中预测,中国的言论自由在西方影响力下降时将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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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城市及其无形的围墙
文章从帝国时期的殖民基础设施写起,追踪到当代城市更新与智慧城市,揭示高速公路、房价和“创新”“可持续”等话语如何在没有士兵的情况下完成驱逐与隔离。作者追问:发展究竟为了谁,谁在决策、获利,又是谁被迫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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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的沉重负担 II”
2026年8月2日,《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财富创造简史”(副标题为“古人积累财富。美国则是通过创造财富而建国。社会主义者对此视而不见”)的文章。 文中,作者约翰·斯蒂尔·戈登不仅对美国如何创造财富表现出战略性的历史盲点,还暴露了建制派面对民众对“那些盲目的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转变时日益加剧的焦虑。 文章开篇便提出一个论点,以此来区分他所推崇的“帝国”:“罗马帝国的伟大奠基于财富的积累。凭借卓越的军事组织,罗马征服了邻国,掠夺了他们的金银,并将当地民众卖为奴隶。当帝国再无邻国可征服时,罗马经济便开始动摇。” 紧接着,他跳过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自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摧毁并榨取了世界各大洲),也略过了美国建国初期——从殖民者对原住民的抢劫和屠杀(主要是为了出售他们的土地,尤其是自1763年《皇家公告法案》颁布以来) ,随后又掠夺了邻国墨西哥一半的领土,直至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财富创造”——正是这一制度奠定了大型银行和跨国公司榨取式积累的根基,这些机构后来将资金投入工业领域,如今仍沿用着相同的名称。 当戈登解释罗马帝国如何变得富庶强盛时,他实际上是在描述美利坚帝国。让我们重写他的第一段:美利坚帝国的伟大建立在财富积累之上。凭借更强大的军事组织,美国“征服”了其邻国,从原住民领地到墨西哥;夺取了他们的土地、黄金及所有资源;并在奴隶制非法或不存在的地区恢复并扩大了奴隶制。当帝国再无邻国可征服、再无海外保护国可统治时,美国经济便开始动摇。 尽管戈登引用了关于罗马的论述,但他却将财富创造与财富积累混为一谈:“如今,美国正经历着世界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财富创造时期。我们的历史就是一部创新史,正因如此,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更加富裕”。 美国正经历其最严重的衰落时期。其最大的财富榨取来源正是艾克·艾森豪威尔将军曾警告过的:军工复合体。它来自战争和金融投机。它来自美元的虚拟创造……这些都是非生产性、破坏性和榨取性的做法。如今,真正的财富创造由中国以及刚果等贫困国家引领。在刚果,电子工业所需的基本原材料仍在通过数十万名奴隶的劳力被榨取,其中包括4万名儿童——他们每天仅能赚取几美元,无法接受教育,同时在那些支撑并促成我们繁荣的矿井中遭受毒害。 创新往往具有累积和加速的趋势,正如伊斯兰帝国时期那样,当时科学取得了长足发展(从医学和数字到代数和算法),并实现了信仰与理性的分离——这是现代科学的基础。早在数千年前,车轮或文字对历史和当今世界的重要性,远胜于戈登所推崇的互联网或芯片。 戈登带着小学生般的天真,认为《福布斯》百万富翁榜单就是财富创造的明证:“1982年,要登上《福布斯》榜单需要1亿美元。到2025年,则需要38亿,而位居榜首的是埃隆·马斯克,身家高达4280亿……” 1982年,华盛顿仍在摧毁世界各地的民主制度,并支持法西斯和新殖民主义政权,包括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以色列。同时,它也在加速全球南方国家的债务负担。其逻辑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我们印制没有实际支撑的美元,将其借给拥有自然资源和实体生产的国家,迫使它们以极低的价格出口商品来换取美元,进而用这些美元偿还我们根本不打算收回的债务。 随后,戈登大肆赞美工业革命的发明,仿佛那是造物主的神迹一般。当然,这场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就像许多其他革命一样。是的,它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的英国,但那是在英国摧毁了印度和孟加拉国萌芽中的工业革命一个世纪之后——在欧洲公司和火炮到来之前,这些地区曾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不,戈登先生;蒸汽机并非由詹姆斯·瓦特于1781年发明的。他只是对其进行了改进。早在1551年,现今土耳其境内的塔基·阿丁就已经制造出蒸汽涡轮机了。更早之前,在10世纪,阿拉伯人就制造出了带有阀门和液压控制系统的自动机。亚历山大的赫罗恩也做到了,不过是在1世纪。 自文艺复兴以来,几乎所有的发现都是对已知技术与科学思想的重新演绎,这些技术和思想早已被其他文化和民族所掌握并付诸实践,却被欧洲优越主义者方便地埋没在厚厚的遗忘之下——正如他们埋没自己的罪行一样,仅在资本主义时期,这些罪行就导致了数亿人的死亡。 如果没有欧洲公有土地的私有化,以及对拉丁美洲各类资源的掠夺——这些资源曾用于养活那些被驱逐并挤在新的工业城市中的农民——英国的工业革命本身就不可能实现。更甚者,像棉纺机这样的发明,导致美国人将奴隶制扩展到了得克萨斯州及其他原本禁止奴隶制的墨西哥领土上。换言之,这正是“掠夺性财富”的完美定义。 “1859年,第一口油井被钻成。到了1900年,洛克菲勒和弗拉格勒的名字早已声名远扬,而煤油的价格却已下跌。”这一切再次都是建立在“落后国家”中暴力政变和更为残暴的独裁统治之上的。掠夺?哦,不。“财富创造”。 最后,戈登总结道:“史蒂夫·乔布斯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创立了苹果公司,并开发了第一台个人电脑……微软为IBM提供软件,比尔·盖茨成为了世界首富。多亏了这些人,如今孩子们书包里的计算能力,比50年代的五角大楼还要强大。” 这些“天才”中,没有一个人做出过什么有意义的发现,除了那些将企业私有化并榨取他人财富的公司。20世纪的技术创新不仅建立在数千年的发现——即人类共同遗产——的基础上,而且那些最重要、耗资最大的进步,都是由从本国工人和被殖民国家榨取资金的政府实现的:巴黎、伦敦和华盛顿。就连苏联也贡献了诸如首批人造卫星之类的创新。埃隆·马斯克的Starlink项目不仅直接从美国政府那里榨取了大量资源,还欠斯大林很多。 关于标题:这是吉卜林对“白人的重担”所作的哀叹与民族中心主义式的赞美。 豪尔赫·马赫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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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无需种族主义者
Featured articles 种族主义无需种族主义者 “世界新地图” © Rafat Alkhateeb / Cartoon Movement 乌拉圭裔美国作家豪尔赫·马杰夫(Jorge Majfud)认为,如今关于所谓“移民危机”的争论具有种族主义的成分。这种模式在不同的法律、叙事和实践中不断重现,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 在以史实举例说明之后,他指出人们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忽略的一个问题,即今天有50万欧洲人在美国非法居住,而在墨西哥非法居住的美国人则有100万之众。 豪尔赫·马杰夫 在我的课堂上,我总是努力澄清观点与事实之间的区别。这既是一项基本规则,亦是一个十分简单的智力练习,但是在启蒙时代之后,我们便疏于进行这项练习了。2005年在课堂上,我注意到有一些学生提出某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我相信它”,而且他们并不是在开玩笑。从那时起,我便开始十分注意这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也是从那时起,我便注意到越来越明显的将物理学与形而上学混淆的趋势( 然而哲学家阿维罗伊在一千年前便澄清了这一问题),即将信仰作为至高无上的标准,而忽略与信仰相反的一切事实。这一想法起源于美国南部的教堂。 但是批判性思维远远不仅限于分辨事实与观点。让我们来试图定义事实这一概念。矛盾的是,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来源于单一视角。而且人人都知道,如果使用照相机或摄像机的镜头,只能捕捉到事实的某一部分,这一部分通常是主观的,或者打着所谓“客观”的旗号扭曲了事实。 出于某些原因,学生们往往对观点比对事实更感兴趣,也许是因为他们过度相信观点是数千事实的综合。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但我们亦不能在需要发表观点时逃避。我们能做的,就是意识到观点即使经过深思熟虑,仍然是需要经过检验或者质疑的。 一个观点 一天,学生们讨论了5000名中美洲人(其中至少1000名儿童)为了逃离暴力,乘坐大篷车前往美国与墨西哥边境这一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关闭边境,并将避难者称为“入侵者”。2018年10月29日,他发布推特称:“此举是为对我国的入侵,我们的军队在此恭候。”美国单单在边境部署军队一项的支出就达到了两亿美元。 我有一名学生坚持希望听到我对此事的观点,我便从这个问题中最有争议的方面开始论述。我观察到美国是建立在对侵略的恐惧之上的,只有小部分人一直了解这一弱点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也许这种偏执的看法与1812年英国入侵有关。但从历史上来看,除了2001年的9·11事件,及在此之前发生在外国领土的美军基地的珍珠港事件,还有20世纪初墨西哥人潘乔·比利亚短暂侵入美国之外,美国几乎从来没有在其领土上受到侵略。但自美国建立之初,便不断入侵他国:打着包围安全的旗号,首先侵略印度,接下来是半个墨西哥,并在得克萨斯到加州重新建立奴隶制,并介入拉丁美洲事务,镇压民众抗议并支持血腥的独裁统治,这些事件无一例外都以悲剧收场。 因此,几千个穷苦民众会入侵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观点,仅仅是个蹩脚的玩笑罢了。同样,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墨西哥人采取同样的仇外言论也是不好的,这种做法无异于向他人施加自己曾经承受过的痛苦。 批判视角 在讨论过程中,我顺便提到了除偏执外,该理论还有种族歧视的成分。 我的一个学生说:“保卫边疆并不代表需要成为种族主义者。” 确实如此。保卫边疆或维持法律秩序并不代表我们需要成为种族主义者。乍一看,这句话看似无可辩驳。但如果我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并考虑到目前的时代背景,更加广义的种族主义便浮现在我们眼前。 19世纪末,法国小说家阿纳托尔·弗朗士写道:法律在平等的大前提下,同样避免富人与穷人露宿桥下、在街头乞讨、偷盗。”支持经济分层文化的并不都是精英主义者,宣扬性别主义的也并不全是性别主义者。通常的情况是人们无意中参与了某种文化活动并支持某项法规。 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几何图形,并询问同学们看到了什么。所有人都回答说看到了立方体或盒子,即使是最有创意的想法也没有脱离三维的概念。但事实上,我画的仅仅是由三个菱形组成的六边形而已。一些澳大利亚部落的居民看到这幅图片,并不会想到三维的概念,而是二维的图像。我们所看到的图像是我们所认为的客观。 双重标准 当林肯总统在美国内战(1861-1865)中获胜时,他结束了长达百年的独裁统治,但在此之前,人民都称之为“民主”。在18世纪以前,黑人奴隶在南加利福尼亚等州的比例超过50%。但是他们并不是美国公民,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权都没有。 在林肯总统执政的多年以前,种族主义者和反种族主义者均提议解决“黑人问题”的办法就是将他们“送回”海地或非洲。最终,许多黑人奴隶成立了利比里亚(我的一名学生阿迪亚便来自这个国家)。英国人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以“摆脱”英国的黑人。随后,在林肯总统执政期间,黑人成为美国公民,但控制其数量的办法是通过增加获得投票权的难度(例如设立人头税)与向移民开放国家边界。 自由女神像是法国人民为纪念1776年独立宣言一百周年向美国人民赠送的礼物。如今,她仍在无声呐喊:“给我你们疲惫、穷苦、蜷缩而渴望自由的人民……”通过这样的方式,美国向大批贫穷的移民敞开了大门。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贫穷的白人。有许多人反对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的到来,因为他们是红头发的天主教徒。但无论如何,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好过黑人。黑人无法从非洲移民,不仅因为他们到美国的距离比欧洲到美国的距离更远,也因为他们更加贫穷,而且当时几乎没有任何航线能够让他们到达纽约。中国人有更多机会能够到达西海岸,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882年通过的一项法令禁止中国人来到这里。 我知道这是一个调整人口结构,也就是调整政治、社会及种族结构的有效方法。目前对于改变而产生的紧张情绪仅仅是旧时逻辑的延续而已。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成为少数群体的一部分与和他人不同又有什么关系呢? 你不需要成为一名种族主义者…… 显然,如果你是一名遵纪守法的良民,你并不会为此成为一名种族主义者。但是,如果国家的法律和文化具有种族主义的色彩,你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在美国,没有人反对加拿大或者欧洲移民,在欧洲甚至南美洲的南部(拉丁美洲最南部地区,居民主要是欧洲人的后裔)也是如此。但与此同时,人人都在担心黑人移民与南部的混血移民,因为他们不是白人,也不是“好人”,而是贫穷的“坏人”。目前,美国共有约50万来自欧洲的非法移民,但并没有人关注该问题,正如100万美国公民正非法居住在墨西哥,却无人关注一样。 移民所来自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共产主义国家。那么,让我们从共产主义的角度来考虑冷战前一个世纪的种族和文化因素:每一名深肤色的工人都被视为罪犯,而不是共同发展的机遇。移民法律本身就充满了对贫穷工人的恐惧。 诚然,并不只有种族主义者才会支持法律法规及保卫边境的安全。当我们满口强调对人权与自由的斗争与同情时,也并不只有种族主义者才会传播和支持传统种族主义与社会分级的范式。 延伸阅读: 联合国在马拉喀什启动协作网络,支持会员国解决移民问题(link is external) 豪尔赫·马杰夫 豪尔赫·马杰夫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大学拉美文学及国际研究学的教授,是著名的乌拉圭裔美国作家,常为国际媒体撰文,并著有多部小说,包括《美国皇后》、《危机与龙舌兰》及多部文集,如《语义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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