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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lento suicidio de Occidente (Español)
Η αργή αυτοκτονία της Δύσης (Greek)
The Slow Suicide of the West (English)
作者:豪尔赫·马赫福德 (Jorge Majfud)
西方的缓慢自杀
西方突然显得丧失了它历经一个又一个世纪构建起来的最美好的美德,如今忙于复制自身的缺陷,并模仿他人的缺陷,比如威权主义和对无辜者的预防性迫害。宽容与自我批评等美德从来都不是它的弱点——尽管如今有人这样宣称——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们,某种伦理和物质上的进步才成为可能。西方最大的希望与最大的危险都在其自身的核心之中。我们这些对任何种族、任何文化都不怀有“愤怒”或“骄傲”的人,怀念那些逝去的时代——那些时代从来都不算好,但也没有那么坏。
当今,一些二十世纪的名人表现出不可逆转的老年衰退,热衷于传播那套著名的“文明冲突”意识形态——它本身就已经足够庸俗——他们以经院神学的最佳风格,从结论开始推理。比如那种先验的、十九世纪式的断言:“西方文化优于所有其他文化”。而且,仿佛这还不够,重复这一点竟成了一种道德义务。
正是从这种“西方优越论”出发,大名鼎鼎的意大利记者奥里亚娜·法拉奇最近写下了这样的高见:“如果在某些国家,女人蠢到接受罩袍,甚至接受眼睛处带网格的面纱,那是她们自找的。(……)如果她们的丈夫傻到不喝葡萄酒也不喝啤酒,同上。”天哪,这才叫知识上的严谨。“真恶心!”——她继续写道,先是在《晚邮报》上,后来又在她的畅销书《愤怒与骄傲》中,指的是一些在意大利某个广场上小便的非洲人——“这些安拉的子孙尿得可真长!伪君子的种族!”“即使他们完全无辜,即使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想摧毁比萨斜塔或乔托钟楼,没有一个人想强迫我戴罩袍,没有一个人想把我送上新宗教裁判所的火刑柱,他们的存在仍令我惊恐。令我不安。”总而言之:即使这些黑人完全无辜,他们的存在照样令她不安。对法拉奇来说,这不是种族主义,而是“冷静、清醒而理性的愤怒”。而且,仿佛这还不够,她对移民整体还有一番天才的观察:“此外,还有一件事我不明白。如果他们真的那么穷,是谁给他们钱,让他们坐飞机或坐船来到意大利?难道不是奥萨马·本·拉登在为他们出钱,至少是出一部分吗?”……可怜的伽利略,可怜的加缪,可怜的西蒙娜·德·波伏娃,可怜的米歇尔·福柯。
顺便提一下,尽管这位女士写作时并不理解——这是她自己说的——这些话却被收进了一本已售出五十万册的书中。书里既不缺道理,也不缺陈词滥调,比如“我是无神论者,感谢上帝”。也不缺这类历史奇谈:“一夫多妻制,以及女人不应该拍照的原则,这又怎么说?因为这也写在《古兰经》里”,这意味着七世纪的阿拉伯人在光学方面已经非常先进了。也不缺她反复投放的幽默剂量,比如这些分量十足的论据:“而且,我们承认吧:我们的大教堂比清真寺和犹太会堂更美,是还是不是?它们也比新教教堂更美。”正如阿蒂利奥所说,她拥有碧姬·芭铎的光彩。就差我们陷入一场关于比萨斜塔和泰姬陵哪个更美的争论了。接着又是欧洲式的宽容:“我告诉你,正因为我们的文化身份已经确立了许多世纪,而且非常明确,所以它无法承受一股由那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想要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人所组成的移民潮。改变我们的价值观。我告诉你,在我们这里,没有宣礼员的位置,没有宣礼塔的位置,没有假禁酒者的位置,没有他们那该死的中世纪的位置,没有他们那该死的罩袍的位置。即便有,我也不会给他们。”最后,她以对编辑的一句警告收尾:“我警告你:以后再也别向我要任何东西了。更别让我参加无谓的论战。我要说的,我已经说了。是愤怒与骄傲命令我这样做的。”这一点我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清楚了,而且,这顺便否定了自古希腊以来民主与宽容的基础之一:论战与答辩权——以论据的较量取代辱骂。
但由于我没有法拉奇那样响亮的名字——那是她凭实力赢得的,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我不能满足于辱骂。由于我出生在一个不发达国家,甚至不像马拉多纳那样出名,我别无选择,只能求助于使用论据这一古老习惯。
我们来看看。单是“西方文化”这个说法,就和“东方文化”或“伊斯兰文化”一样含混不清,因为它们每一个都是由一系列多样且常常相互矛盾的其他“文化”构成的。只需想想,在“西方文化”之内,不仅容纳了古巴和美国这样截然不同的国家,还容纳了同一地理区域内互不相容的历史时期——比如小小的欧洲,或者更小的德国,那里既走过歌德,也走过阿道夫·希特勒;既有巴赫,也有光头党。另一方面,我们不要忘记,希特勒和三K党(以基督和白种人的名义)、斯大林(以理性和无神论的名义)、皮诺切特(以民主和自由的名义)以及墨索里尼(以他自己的名义),也都是自封的“西方文化”典型的、晚近的、具有代表性的产物。还有什么比民主和集中营更西方的呢?还有什么比《人权宣言》和西班牙及拉丁美洲那些血腥、堕落到超出想象极限的独裁政权更西方的呢?还有什么比基督教更西方的呢——它治愈、拯救,也借宗教裁判所之手杀戮?还有什么比现代军事学院或更古老的修道院更西方的呢——在那里,根据教皇英诺森四世的倡议,并依据罗马法,人们以精致的施虐手法传授酷刑的艺术?抑或这一切都是马可·波罗从中东带回来的?还有什么比原子弹,以及在法西斯、共产主义乃至“民主”政权下的数百万死者和失踪者更西方的呢?还有什么比军事入侵和在所谓“预防性轰炸”下消灭整个民族更西方的呢?
这一切都是西方的阴暗面,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我们可以免于其中任何一种,仅仅因为我们无法与邻居们相互理解。他们在那里已经存在了一千四百多年,唯一的区别是,如今世界已经全球化了(是西方使它全球化的),而他们拥有驱动世界经济的主要能源——至少目前如此——此外还有和奥里亚娜·法拉奇同样的仇恨与怨恨。我们不要忘记,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比其他宗教裁判所更具国家性质,它起源于对摩尔人和犹太人的敌意,最终带来的并不是西班牙的进步与救赎,而是数以千计的人被烧死。
然而,西方也代表着民主、自由、人权以及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至少代表着为实现这些所做的努力,以及人类迄今为止所取得的最高成就。而这四大支柱的基础,自古以来不正是宽容吗?
法拉奇想让我们相信,“西方文化”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纯粹产物,没有他者的参与。但如果说有什么恰恰是西方的特征,那就是完全相反的东西:我们是无数文化的产物,从希伯来文化开始(更不用说阿蒙霍特普四世了),接着几乎是所有其他文化:迦勒底人、希腊人、中国人、印度人、南部非洲人、北部非洲人,以及今天被统一称为“伊斯兰”的其余文化。直到不久以前,还没有必要提醒人们:当在欧洲——整个欧洲——基督教会以爱的名义迫害、拷打并活活烧死那些与教会当局意见相左的人,或那些犯下从事某种研究之罪的人(或者仅仅因为她们是独身女人,也就是女巫)时,在伊斯兰世界,艺术和科学正在传播,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还有中国的、印度的、犹太的和希腊的。这也并不意味着那里到处蝴蝶飞舞、琴声悠扬:在当时,巴格达与科尔多瓦之间的地理距离几乎是天文数字。
但奥里亚娜·法拉奇不仅否认了相争的任何一种文化那多样而矛盾的构成,实际上她还拒绝承认东方一方也是一种文化。“即使谈论两种文化,我都觉得烦”,她写道。接着她又展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无知:“把它们放在同一个层面上,仿佛它们是两个平行的现实,分量相同、尺度相同。因为在我们的文明背后,有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菲狄亚斯,以及其他许多人。有古希腊及其帕特农神庙和它对民主的发现。有古罗马及其伟大、它的法律和它的法律观念。有它的雕塑、文学和建筑。它的宫殿和圆形剧场,它的引水渠、桥梁和道路。”
难道有必要提醒法拉奇,在这一切与我们之间,存在着古代伊斯兰帝国吗?如果没有它,由于几个世纪地道欧洲式、地道西方式的教会恐怖主义,一切都会被烧毁——我说的是书籍和人,不是罗马斗兽场。至于罗马的伟大及其“法律观念”,我们改天再谈,因为在这一点上确实有黑白分明的东西值得回忆。我们也暂且不谈伊斯兰的文学和建筑,它们丝毫不逊于法拉奇的罗马,任何稍有文化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那么,最后呢?“最后——法拉奇写道——还有科学。一种发现了许多疾病并能治愈它们的科学。我至今还活着,靠的是我们的科学,而不是穆罕默德的科学。一种用电、无线电、电话、电视……改变了这个星球面貌的科学。那么好,现在我们来问那个致命的问题:在另一种文化背后,有什么?”
致命的回答:在我们的科学背后,有埃及人、迦勒底人、印度人、希腊人、中国人、阿拉伯人、犹太人和非洲人。难道法拉奇以为一切都是在最近五十年里自然发生的吗?应该提醒这位女士,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来自埃及和迦勒底(伊拉克)——包括他那个著名的数学公式,我们不仅在建筑中使用它,在证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时也用到它——另一位名叫米利都的泰勒斯的智者和数学家也是如此。两人都曾游历中东,而且心胸比法拉奇游历时更为开阔。假说-演绎法——科学认识论的基础——起源于埃及祭司(请先从克利莫夫斯基读起);零和开平方,以及我们今天在中学里讲授的无数数学和天文学发现,都诞生于印度和伊拉克;字母是腓尼基人(古代黎巴嫩人)发明的,他们很可能也创造了世界所知的第一种全球化形式。零不是阿拉伯人发明的,而是印度人发明的,但正是阿拉伯人把它传到了西方。更有甚者,先进的罗马帝国不仅不知道零——没有零,现代数学和太空旅行都无法想象——而且拥有一套繁琐的计数和计算系统,这套系统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末。直到文艺复兴初期,仍有商人使用罗马数字系统,出于种族和宗教偏见拒绝改用阿拉伯数字,从而导致了各种计算错误和社会纠纷。此外,最好也别提现代的诞生源于欧洲文化——在经历了漫长的宗教压迫世纪之后——先与伊斯兰文化、后与希腊文化的接触。难道有人以为经院哲学的理性是神圣地牢中所施行的酷刑的结果吗?十二世纪初,英国人巴斯的阿德拉德在欧洲南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进行了一次漫长的求学之旅。回国后,阿德拉德把一种范式引入了当时不发达的英格兰,这种范式至今仍为斯蒂芬·霍金等著名科学家所坚持:上帝创造自然的方式,使得自然无需祂的干预即可被研究和解释(这就是科学的另一大支柱,历史上一直被罗马教会所否认)。阿德拉德甚至责备他那个时代的思想家们被权威的威望所迷惑——首先当然是希腊人亚里士多德。为此,他提出了“理性对抗权威”的口号,并自称“modernus”(现代人)。“我从我的阿拉伯老师那里学会了以理性为指引——他写道——而你们却只受权威所说的话支配。”法拉奇的一位同胞,克雷莫纳的杰拉德,把“伊拉克”天文学家和数学家花拉子米的著作引入了欧洲,花拉子米是代数、算法、阿拉伯数字计算和十进制计算的发明者;杰拉德还从阿拉伯文翻译了托勒密的著作——因为就连托勒密这样一位正统希腊人的天文学理论,在基督教欧洲也找不到——以及数十部医学论著,比如伊本·西那的著作,和伊朗人拉齐的著作。拉齐撰写了第一部关于天花和麻疹的科学论著,若在今天,他恐怕会成为某种迫害的对象。
我们还可以继续列举诸如此类、这位意大利记者所不知道的例子,但我们已经在一本书中讨论过这些,而现在这并不是最重要的。
今天真正利害攸关的,不仅是保护西方免受来自此处和彼处的恐怖分子的侵害,而且——也许首先是——保护西方免受其自身之害,这一点至关重要。只需重演它那些骇人听闻的发明中的任何一种,就足以失去迄今为止在尊重人权方面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首先是对多样性的尊重。如果我们不及时作出反应,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在未来十年内发生。
种子已经在那里,只需浇上一点水。我曾数十次听到这样的说法:“希特勒做过的唯一一件好事,就是杀了那些犹太人。”不多也不少。我并不是从任何穆斯林口中听到的——也许因为我生活在一个几乎没有穆斯林的国家——甚至也不是从阿拉伯人的后裔口中听到的。我是从中立的克里奥尔人或欧洲人的后裔口中听到的。每一次,我只需作如下推理,就足以让偶遇的对话者哑口无言:“您姓什么?古铁雷斯、保莱蒂、威尔逊、马尔索……那么,先生,您不是德国人,更不是纯种雅利安人。这意味着,远在希特勒把犹太人杀光之前,他就会先从杀您的祖父母,以及所有长相和肤色与您相似的人开始。”我们现在正冒着同样的风险:如果我们热衷于迫害阿拉伯人或穆斯林,那不仅证明我们什么都没有学到,而且我们很快就会转而迫害与他们相似的人:贝都因人、北非人、吉卜赛人、西班牙南部人、西班牙犹太人、拉丁美洲犹太人、中美洲人、墨西哥南部人、北方的摩门教徒、夏威夷人、中国人、印度人,and so on(诸如此类)。
不久前,另一位意大利人翁贝托·埃科这样概括了一个睿智的警告:“我们是一个多元的文明,因为我们允许在我们的国家建造清真寺,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在喀布尔有人把基督教传教者关进监狱就放弃这一点(……)我们相信我们的文化是成熟的,因为它懂得容忍多样性;而我们文化中那些不能容忍多样性的成员,才是野蛮人。”
正如弗洛伊德和荣格所说,人们从来不想做的事情,绝不会成为禁令的对象;正如鲍德里亚所说,人们在失去权利之后才会去确立权利。伊斯兰恐怖分子双重地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西方突然显得丧失了它历经一个又一个世纪构建起来的最美好的美德,如今忙于复制自身的缺陷,并模仿他人的缺陷,比如威权主义和对无辜者的预防性迫害。这么长时间以来,西方一直把自己的文化强加给地球上的其他地区,如今却任由别人把一种在它最好的时期从来不属于它的道德强加给自己。宽容与自我批评等美德从来都不是它的弱点——尽管有人这样宣称——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它们,某种伦理和物质上的进步才成为可能。民主和科学从来不是从对自身文化的自恋式崇拜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从对自身文化的批判性反对中发展起来的。而直到不久以前,从事这项工作的不仅有“被诅咒的知识分子”,还有许多社会行动和抵抗团体,比如十八世纪的资产阶级、二十世纪的工会,以及直到昨天还在追根究底的新闻业——在我们这个悲惨的时代,它如今已被宣传所取代。就连隐私即将遭到的摧毁,也是这种道德殖民的另一个征兆。只不过,取代宗教控制的,将是军事安全对我们的控制。那个无所不听、无所不见的“老大哥”,最终会强迫我们戴上类似于我们在东方看到的那种面具,唯一的目的是在我们走在街上或做爱时不被认出来。
斗争不是——也不应该是——东方人与西方人之间的斗争;斗争是在不宽容与强加之间,在多样性与同质化之间,在尊重他者与蔑视乃至消灭他者之间。奥里亚娜·法拉奇的《愤怒与骄傲》这类文字,并不是对西方文化的捍卫,而是一种阴险的攻击,一本针对西方最美好之处的侮辱性小册子。证据就在于:只需把其中的“东方”换成“西方”,再改动一两处地名,就能认出一个狂热的塔利班分子。我们这些对任何种族、任何文化都不怀有愤怒或骄傲的人,怀念那些逝去的时代——那些时代从来都不算好,但也没有那么坏。
几年前我在美国,在纽约联合国大楼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看到一幅美丽的壁画,上面描绘了不同种族和宗教的男男女女——我想构图是基于一个有点武断的金字塔结构,但这现在无关紧要。下方用金色字母写着一条诫命,它由孔子在中国传授,几千年来被整个东方的男男女女反复传诵,直至成为一条西方原则:“Do unto others as you would have them do unto you”(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用英语念起来很有音乐感,就连不懂这门语言的人也能隐约感到,它讲的是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某种相互关系。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从我们的墙上抹去这条诫命——它是任何民主和任何法治国家的基础,是西方最美好梦想的基础——仅仅因为别人突然忘记了它。或者把它换成了一条早已被基督废除的古老圣经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在今天变成了对孔子格言的一种颠倒,大致是:别人对你做过的一切,你都要对别人做——那个众所周知的无尽的故事。
豪尔赫·马赫福德 (Jorge Majfud)
蒙得维的亚,2003年1月8日
Bitacora (La Republica)
https://www.voltairenet.org/article125889.html
https://mronline.org/2006/11/14/majfud141106-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CDAmqFb3FI
https://www.commondreams.org/views/2019/09/08/slow-suicide-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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