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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日,巴拉圭中央银行决定对Ueno银行实施接管。这是一家以“人民银行”形象示人的强大私人集团。短短几个小时内,三百万客户——几乎占全国人口的一半——无法再动用自己的储蓄。此外,那些数字金库里还沉睡着超过8亿美元的国家资金:社会保障局(IPS)退休人员的基金、国营电力公司ANDE的资金以及伊泰普水电站的资金。这是新自由主义掠夺那个古老而又不断翻新的故事。
圣地亚哥·培尼亚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出身的经济学家、特朗普的盟友)上任时,任命了曾主持Ueno前身金融公司的人执掌中央银行。培尼亚本人曾是该银行所有者——巴斯克斯集团——的股东。在他执政期间,该机构的公共存款增长到总额的三分之一。
人们走上街头,在国会前组织守夜,并(合乎情理地)冲击了银行的分行。5日星期四,培尼亚宣布辞职。国会将辞职暂时搁置,以便通过弹劾程序剥夺他的豁免权。一天之后,总统依据宪法第225条以“失职”为由被罢免,并被软禁在家。巴拉圭刚刚献给世界的这段历史意义重大,因为当权贵不畏惧人民、而是人民畏惧权贵时,就没有民主可言。
当然,这不是一场革命,但聊胜于无。街头迫使宫殿牺牲一枚棋子来保住整盘棋局,红党(斯特罗斯纳的政党,自1947年起执政至今,仅被费尔南多·卢戈短暂中断)抛弃了自己的总统。自由派反对党和中左翼推动了弹劾。
巴拉圭是一个比阿根廷和乌拉圭更保守的社会。天主教的、以农业为本的,世世代代在对庄园主和政党的恐惧与服从中受教。当一个习惯于默默受苦的社会奋起反抗时,并不是因为它读过马克思,而是因为拉丁美洲的历史贯穿着压迫、漫长的顺从和爆炸性的反叛。很少是通过某场带有人民纲领的革命。
最近的历史同样广为人知。九十年代,梅内姆和卡瓦略把货币兑换制吹嘘为奇迹,把“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包装成发展模式。奇迹在2001年终结:正是这位卡瓦略下令实施小围栏(存款冻结),一位总统乘直升机出逃,而装甲车则将人民的储蓄转移出境——如今,同样的操作只需敲敲键盘。在玻利维亚,桑切斯·德洛萨达能私有化的都私有化了;2000年,科恰班巴人民在“水战争”中赶走了贝克特尔公司;2003年,在“天然气战争”和数十人死亡之后,总统逃往了(guess what)迈阿密。在厄瓜多尔,1999年的银行冻结和美元化让马瓦德丢了官位。更早之前,1989年的“加拉加斯暴动”宣告了委内瑞拉又一个新自由主义周期的终结。新自由主义的虚构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收场,也总是以被遗忘作为奖赏。
在更靠近世界中心的地方,也是同样的故事。2011年,“15-M”运动的愤怒者们用一句简单的呼喊填满了西班牙的广场:“他们不代表我们”。同一年,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纽约提醒人们:百分之一的人替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做决定。2018年,法国的“黄背心”要求举行公民倡议公投,其中包括罢免民选官员的可能。在美国,本周二的选举显示出年轻人对传统政治的大规模拒斥……
但宗派拥有团结的力量,总能挺过起义与反叛——却挺不过革命(Revolución)这第三个R。正是它们劫持了政治,并把它关进议会加以驯化。公民每隔几年才被赐予一天,而在此之前,他已被令人上瘾的宣传弄得晕头转向。其余时间,他要么是旁观者,要么是替他做决定的那个体制的捍卫者。
2002年,博阿文图拉·德索萨·桑托斯与其他作者合编了《使民主民主化》,书中他将霸权性的自由主义模式界定为一种“低强度民主”,被简化为选举程序和授权。他说,这一模式患有双重病症:(1)参与的病症,表现为弃权;(2)代表的病症,表现为公民感觉自己没有被代表。为此,他提出了民主多样性以及代议制民主与参与式民主之间的互补性。
每当一个民族抗议一个民选政府时,同样的说教就会出现:“是你们投票选的他,现在就忍着吧。”这是一种教条:一位政客,只因赢得了一场选举(由寡头与金融精英的捐款、施压和勒索所资助),就在任期结束前握有一张空白支票。他可以出卖不属于他的东西,让子孙后代背负债务,把退休人员的钱投到任何他想投的地方。按照这种神学,选票是一项不可撤销的圣礼。
没有哪家企业是这样运作的。没有哪个董事会会等上四年才撤换一位不合意的首席执行官。只有在这里,才适用那种奇怪的、仅限于精英的“解雇老板的权利”。让我们重复十多年前说过的话:“对民主而言,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把政治交到政客手中”——并让当选者躲进他们的立法宫殿。
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家银行或一位总统的危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中“私有化财富”(权力)的体系的枯竭。战争成倍增加,通过投资和税收进行的洗钱,正受到更多法律、更多宣传或更多镇压的保护。
曾许诺成为二十一世纪广场的社交网络,已沦为一场集体治疗:人们在那里辱骂陌生人,与机器人争论,并像在古老的告解室里一样,把自己的情绪交由他人掌控。这是一种既不治愈也不缓解的疗法;它只会让人中毒。当拥有决策权的人民大会出现时,它们要么被妖魔化,要么遭到屠杀,我们这片大陆的历史对此已证明到令人厌倦的地步。我们离真正的民主还很遥远,就像易洛魁人所实践的那样:人人都有发言权,任何人都不能积累到足以收买他人声音的地步。那些生活在大会制度中的民族告诫他们的使节和信使,不要与陌生的灵魂交谈,因为言语是通往灵魂的入口,冒名者可以借此轻易地将其窃走。
巴拉圭人提醒我们,街头仍然可以撤换一位首领。但接替者是由同一个政党、在同一个国会、由同样的后台选出的。换掉的是工头,而不是庄园主。下一次,也许仅仅要求“所有人都滚蛋”是不够的。必须决定谁来接任,如何监督他们,以及如何罢免他们。没有拥有表决权并能产生后果的大会,愤怒将始终是权力最希望它成为的东西:一场宣泄。
豪尔赫·马赫福德 (Jorge Majfud),2026年11月7日
原文首发于 Brecha(西班牙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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