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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野的边疆: 200年盎格鲁撒克逊狂热在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纪念馆——这家致力于弘扬拉丁美洲人民多样性与融合精神的圣保罗文化基金会——邀请我通过短视频回答“何为拉丁美洲人”这一问题。世间少有比提问更令人振奋之事，而最简单的问题往往最难作答。 我将从结论开始：我们必须用意识的概念取代身份的概念。这两个词都没有也永远不会有最终的认识论定义，但它们有着相当明确的社会、历史（尤其是政治）意义。 这种意识并非形而上学、抽象而普世的存在，而是具体而多元的。我指的是对处境、归属与存在的觉知——如阶级意识、性别意识、殖民意识、雇佣劳动者意识、拉丁美洲人意识，以及认同权力强加标签的意识…… 数十年来，对身份的追寻与确证如同阿拉丁神灯，被视为开启每个社会群体乃至个体解放的钥匙。但身份认同如同爱国主义，皆属集体情感，因而极易被任何权力操纵——尤其在碎片化语境中。对反对者与推动者而言，这不过是转移视线的策略。 统治阶级操纵情感远胜于操纵思想。当思想挣脱激情的喧嚣，映照在自身镜中而非权力镜中时，便开始趋近于具体的觉悟。 对民族身份（以及不同边缘群体或权力下属群体）的最新痴迷，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被对民族身份的痴迷所预示。在拉丁美洲，这是欧洲浪漫主义的产物。其知识分子在纸面上（从宪法到新闻和文学）创造了拉丁美洲国家。由于各共和国的多元性显得混乱而随意——这些国家并非通过联合而是通过分裂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因此需要一个统一理念。宗教和种族概念不足以解释为何一个地区会从另一个地区独立出来，因此文化必须创造出这些人为统一的实体。即便在1898年西班牙帝国因最后的热带殖民地落入美国之手而结束漫长衰落之后，这个国家（更确切地说，其知识阶层）仍深陷自我审视。关于民族身份、何为西班牙人的论述与出版物，转移了人们对创伤的关注。这与当今欧洲的境况颇为相似，只是后者缺乏能消化并创造新事物的知识分子。 超越了对身份的绝望追寻或确认（如同信徒每周赴寺庙确认某项理应稳固的信仰），身份往往是外部权力的强加，有时亦是反抗者的宣言。非洲直到罗马人将其命名为“非洲”，并将众多民族、文化、语言和哲学的多元宇宙塞进这个小盒子时，才开始自称非洲。亚洲亦然：如今，被海洋、沙漠和世界最高山脉隔开的中国人、印度人和阿拉伯人被统称为亚洲人，而东部的白种俄罗斯人是欧洲人，中部肤色较深的俄罗斯人是亚洲人——尽管他们之间既无显著地理分界，更无根本文化差异。对赫梯人而言，阿苏瓦是今土耳其西部地区；但对希腊人来说，它却是欧洲东部那个多元而未知的世界。美洲的情况亦是如此，众所周知。 通常而言，身份认同是他人视角的映射，而这种决定性的视角往往源自权力者的目光。更近些年，美国（进而延伸至全球）对“西班牙裔”和“拉丁裔”的定义实为华盛顿的发明——这不仅是官僚体系对多元他者的分类方式，更是其创始文化表皮层面的反应：按肤色划分人类；以统一之名制造分裂；用虚构掩盖现实。这种传统具有明确的政治功能，可追溯至数个世纪之前。 身份政治之所以相对成功，源于两个对立因素：它既表达了边缘化群体（他们确实遭受排挤）的挫败感，又延续了十三殖民地时期白人统治者与奴隶主惯用的策略——通过煽动弱势群体间的相互仇恨来制造分裂与摩擦。 尽管身份认同是文化创造物，是集体虚构的产物，但它如同爱国主义、宗教狂热或足球迷情结般真实存在。这种现实被战略性地高估了。 基于上述观点，我们更应回归数十年之前、在肤浅思潮殖民我们之前惯用的意识概念。移民意识、受迫害者意识、被刻板印象化者意识、被种族化者意识、被性别化者意识、被殖民者意识、阶级意识、奴隶意识、无知者意识 ——尽管后者看似矛盾修辞，但年轻时我曾遇见谦逊睿智之人，他们已臻此境界，言行皆显审慎，这在如今那些沉溺于邓宁-克鲁格效应顶端的狂欢者中已难觅踪影。 对特定处境的觉知既非分裂也非宗派主义，正如多样性与平等互为补充而非对立。它是社会迈向任何形式解放的黄金与火药。而身份认同则更易被操纵。与其盲目抱团取暖，将部落主义、宗派主义凌驾于集体意识与人性之上，不如致力于提升集体与个体的认知水平。当然，这种觉醒需要道德与智力的双重锤炼，有时甚至要对抗心理学所称的“模糊不耐症”——1957年，莱昂·费斯廷格将其命名为“认知失调”。 相反，要获得身份认同，只需沉溺于色彩、旗帜、纹身、符号、誓言以及为消费者量身定制的传统——这些传统或浮于表面，或由他人杜撰，最终只会助长分裂与他人挫败感。 身份认同是一种被战略性高估的象征性现实。如同爱国主义、宗教或意识形态教条，一旦僵化固化，便更易受外部操纵。于是它蜕变为保守的枷锁——阻碍或限制源于批判性自由意识的创造力。 要觉察并抵御这种操纵，需要付出更大努力。这要求控制最原始的破坏性本能，例如失控的自我、奴隶对同胞的仇恨与对主人的崇拜——殖民地居民狂热的道德观。 Jorge Majfud, 2025